我出生于一座北方的小城，绵延的运河纵穿每日往返的车笛与浓荫。被河流刈割的土地，一侧群起高楼与宽街，另一侧则吹拂民俗与乡土之风。河水安静流动，我在它低沉的絮语中，生长出胡须与锐角。那是一段水气腾腾的成长史，我骑一架单车穿梭于河流两岸，听到车链的鸣响与骨骼的拔节声。每逢暴烈的夏日，粼粼的波光便扑面而来，混合起变幻莫测的树影，令我不由得昏眩和神迷。
我的中学时代是那些树木年轮上的一道辙。着校服不需要思考配色与层次，只要把领子悉心折好；那时的日子也单纯如是。干净得不加修饰的阳光里，年轻人们讨论当下与今后，眼前是漫漫的未开垦之路。那样平静无波的年月里仍有些许涟漪，那些与中学印记相关的小事，往往带给我思考与迟疑。我曾记下过这些片段，如今我重新将它们集结起来，选取几片，组成这个篇目。一如在数日安宁沉稳的四色晚霞中，突然跳出某天，火烧云浓烈得即将点燃屋顶；那些时候我站在桥上，发呆似地望着那些被染色的楼群、田野与河流。那河流宛如剔透的巨龙，而神明于其中纵火。
1
我和他并肩站立在操场，四周是此起彼伏的风声和虫鸣。
那是高中某次运动会的前一天。我在高中时期曾加入学校的摄影社团，机缘巧合之下，和他一同担任社长。这次运动会时，学校分发两张入场证给我们，也即相当于二十余人的社团中，能够入场拍摄的仅有两人。我们本来已做好安排，但社团中一名成员偷偷以高昂的费用印刷了几十份入场证的赝品——他一腔热忱地希望所有人都能参与其中，于是咬牙透支自己的生活费，换来那些冒着热气的劣质塑封卡片。为了接纳这份心意，也为帮他弥补损失，我们花费半个晚上厚着脸皮在各个班级游走，逐个把成员唤到教室外并向他们兜售。最终我们收回一半成本，冷汗淋漓的两人碰面在教学楼挑空的玻璃走廊，长长地舒一口气。
但随后的一小时内，我们得知运动会的负责小组空前严管入场者，并且这情报已被不同人所证实，并非危言耸听；如果使用假入场证的事情暴露的话，开除处分或许是免不了的。当这颇有戏剧性的一幕突然降落在自己身上，我只能任凭大脑被占位的空白填满，失去思考能力。作为传统意义上的好少年乖学生，我从未考虑过除通过考试以外的任何前进途径；因此倘若事态失控面临开除，随后会发生什么都未可知。此时已经很晚了，刚刚买下入场卡的同学们也已经逐渐离校。在手机还没成为生活必需品的那个时候，我们想要通知却无法通知，想要收回也无从收起。我们奔走了半小时，试图用更厚数倍的脸皮尽力地一一退款追回，然而收效甚微。随后我们放弃抵抗走到操场上，神情恍惚地一边迈着大步一边盯着摇晃的地面，万念俱灰。
那天的校园出奇地安静，灯柱的光路出奇地明亮，这令我们产生时间凝固的错觉。在这样冷冽的、凝固的时间里，我们做好了最坏的打算，定好了手势暗号和每人要看管的出入口，制定了一套会牺牲掉大量时间体力却相对周密的方案，甚至把和警卫的理论说辞和事发之后要骂的脏话也一并想好。远处教学楼的灯光一簇一簇熄灭，虫鸣也一缕一缕暗淡下去；而我们两个一边荒诞地预演次日的种种事态，一边大笑起来。笑了很久之后，他突然有点惆怅，拿他经常称呼我的方式喊了一声，然后说：这回要是能过去，就再也没有什么咱们干不成的事了吧。
事情过去久了，说起来和听起来就都变得轻描淡写，可当时确实有一种天要塌下来的感觉。在十几岁的我有限的生命里，“开除”这个字眼就像是对着某样东西按下键盘上的 Delete 按钮，随后那里就变成一片整齐刺眼的空洞，变成被抛弃在时间洪流里的坟场。凌晨回家之后，我破天荒地翻阅了市里另一所高中的招生信息，即便我没有记住其中半个文字。我一遍一遍地检查相机，毫无理由；听着反光镜转动的声音，我的身体内部似乎也扭曲起来。
第二天我们顺利收回了所有的伪造卡，就像是顺理成章。
那是一段不知天高地厚的日子。我们两个人翘掉不知多少节自习课，招新、做宣传、策划活动，和学校一些自视甚高的小领导叫板，似乎还碰到了教务处的几员悍将；后来见到那一众教师，我点头假笑一下，他骂着傻逼绕过去。他开始变得有点偏执，但仍然会在我闷头刷试卷的时候，把我拉到教学楼偌大的天台上聊天。我们聊许多动画、摄影和音乐，对未来闭口不提。冬天伊始的十二月，仍在校园里活动的摄影社团收到了一些诸如“你当你们是什么东西”“我没觉得你们的作品有任何亮点”的口头警告，以及一些暴跳如雷的“谁让你们他妈拍领导了？”的质问。我们仍偶尔会去其他班级门外，唤出尚未退出的成员们参加活动，不过到最后那些老师说：“请你们不要再来耽误他们了。”低年级的班主任们心照不宣地压下了社团招新的档案，学校也无限制延期了各个社团活动的进程，仿佛它们都是召唤恶魔的结社，唯恐避之不及。
招新最终在社团的秘密基地里完成。最后一次进入的时候，那间行将废弃的小屋的黑板上涂满乱糟糟的画符，四周满是灰尘。来年三月，学校的相关部门强制收回了社团一个微电影竞赛的参加名额，并发放到全校公平竞争——当然公平竞争只是个说辞，而那个名额是我们经过争取才得到的。社团为此准备数月，那一刻我们几个人的表情出奇地一致。最后他摔门而去，而我为了自主招生，忍着没在那位负责人面前说什么。
虽然我觉得即使没有自主招生这回事我也不会说什么，我可是个软弱的人。从此我们在天台上变得越来越沉默，有一种不知何时开始的脱力与陌生钳制住我们。我说：你以前说运动会的事情都过来了，就没什么过不去的。他说：都他妈的傻逼。
我说：那么好吧，把事情都交给高二那届来办怎么样？咱们两个不必再管这档子事，已经没什么要做的了。我看高二的也还是一个比一个有种，摄影社总归是不会灭亡的！那是我最后一次翘晚自习，春天万物复苏的夜晚，我们站在天台看学校门口的一排街道，灯火通明。从天台走下来的时候，他看着我说：都他妈傻逼。
校园出奇地安静。我没有回到教室，而是走到操场的看台，找了个角落坐下。
我或许想不出一个词汇来描述那时的心情。
2
高考前夕的数个月份，都令人浮躁。
进入高三下学期后，小区门口就贴满了购置异省房产迁移户口的广告。我高考那年，这条完全合规又绝顶聪明的捷径还未被监管——在一些内卷大省，由于与其他几个省份试题相同但录取分数线层级不同，往往只需变动一下户籍便可在高考中以低几十分的姿态进入相同的高校，这自然是极诱人的一套方案。我偶尔放学后和住在同个小区的朋友步行回家，他每次看到，都要把那些广告生生地扯下来。我发现我们似乎都对此心生抵触，但又说不清道不明；或许只是我们买不起房子从而生出的无能狂怒，或是单纯看不得别人好的自私心态罢了。那个时候，第一批移民已经前往他们的应许之地听课和生活，同楼层的一个文科班甚至空出将近一半，有种莫名合理的荒谬感。临近考试，我和那位住得近的朋友自习到深夜教室打烊，随后从外面水果摊附近的一盏昏黄灯光前研讨题目，聊天，互相调侃，交换十七八岁男孩的青春惶惑，以及议论将来。然后天气逐渐转暖。
一段时日之后，自主招生的名额被报送到学校里。自主招生被神化得过于严重，以至于我一度将其视为一次鲤鱼跃龙门，一次在改变人生前夕率先被释出的改变人生之路。我拥有一处梦校，它的强项专业刚好是我所喜欢的，校园也极美；但这一畅想在我得知自主招生名额的获取方式时宣告破碎。所有学生被放置在巨大的眩目的礼堂，几名负责人在一字排开的主持台上按照三次模拟考试的成绩顺序念出学生的名字。只有被念到的应试者，才拥有优先挑选的权利。这样一来，凭借那个时候的排名，我几乎无法拥有获得那一名额的资格。我能做的只有不停地碎碎念，似乎只有那些语言的残渣才能填满我空虚的身体和脑袋。
因为一些残片般的向往的支撑，我曾经按照往届数据做过一些粗略的计算。尽管在我所处的排名区间确实难以得到它，我仍反复设想他们喊到我的名字，哪怕在得到标有那所学校的纸条凭据时，我心中率先涌现出的情感不是欣喜而是恐惧；我怀揣着微小的希望的火光，惴惴不安地被钉在散发金属气味的彩色椅子上。电影里，角色只要念出咒语，敌人的胳膊就抬起来。心想事成的能力应当被迁移到现实，到我的体内。那位负责人因为社团关系与我打过一些照面，他或许能够大发慈悲，私自篡改名次吗？或者因为某些原因，排名的逻辑能够以某种不合常理的形式被修缮，随即我能够侥幸向前挪动一些位次？再或者我前面的两百个同学都对这座学校不感兴趣，或者是否有什么办法令他们不感兴趣？可当我意识到我在这样想的时候，我突然被一种巨大的负面情绪包围。脑袋里这些沸腾的想法，令我变成了与先前自以为恰好相反的、我不喜欢的样子。这再怎么说也显得有点讽刺了。
回过神的时候，我坐在原地，手持一张从未考虑过的学校的通行证。当原本就不可能的美梦货真价实地破碎在面前，那样的感觉就像失去。在那一天里，我感到自己在被什么拉扯，少年时代过剩的敏感和自尊心令我如坐针毡。放学的路上，我第一次站在砖墙的背日面，躬身捡拾地上的碎纸拼凑起来，并认真阅读起那些带着撕扯痕迹的户口迁移广告。它们采用极其粗糙的纸张和印刷方式，却仿佛具有魔力。我惧怕被吸入其中，但也怕如果放走机会，将来某天会追悔莫及。我想起朋友碾碎那些纸片时的神情，我与它对视良久，心中的忐忑无以言表。在这之前，我从没有想过会以这样的心情驻足于此。那天的落日庄重而浓烈，校门前小路上的摊贩和店铺如同灌铅的浮雕，依次融化进虚无又污秽的满眼的金色。
我没有和任何人谈起过这次微小的动摇。后来我才意识到，也许留下来、与没有离开的人们咬紧牙关共同参加考试，也许只是为了避免内心难以遏止的纷争，避免背负可能让自己永远都不会彻底甘心的一些决定带来的阴影。
那段时间我没什么记忆，但最后得知自己参加的招生考试落榜，我反而变得从容；即便获得加分，这所学校本身也并不在我的考虑范围之列。我甚至感到一丝如释重负，像一块大石在心里落地。自主招生是一只白鸟，虽然无法捉住，但它振翅为我拨开迷雾，也扫除从那阵礼堂聚光灯的目眩以来，所有有关于此的后悔与迷惘。于是我从那时开始急剧转变。必定要等我睡下才关灯休息、无法劝阻的家人，从未制止社团活动与爱好的班主任，互相支援帮助、不会厌烦也不害怕浪费时光的同窗好友们，都令我感激。我把事先写给自主招生的诘屈聱牙的自荐书稿纸叠起来收纳进抽屉，旋即挂了一幅梦校的校徽在墙上。
虽然最终与那校徽擦肩而过，但现在回想起来，我仍觉得那些日子丰盈。它也为我带来一些信念的萌芽。那之后的人生里，我在身边看到更多花花绿绿的纸张，我对此已逐渐习以为常；但权衡之下，我仍几乎从未试图踩着这样的捷径去追求什么，哪怕它真的能够带来我想要获得的结果。我常这样对自己说：希望你能一直无愧于心。我想我也应当如此。
3
在很久以后——远到我在遥不可及的南方城市毕业和工作、高中时的朋友仅有极少数人仍在碰面和聚会，远到我的遗忘如同灌进洼地的洪水，抹平记忆的低处——我收到了来自一位伙伴的婚礼电子请柬。
请柬令当初那个沉寂已久的小群体重新活跃起来。这群体由十余个男孩组成，他们总是一起打篮球，座位也隔得近，又常常共享没写作业后罚站的角落，因此便理所当然地熟悉和热络。我对篮球运动兴味索然，拒绝作业的叛逆之魂也尚未觉醒，但年轻气盛倒是给予我们许多其他的联结：一起智斗教学能力颇差的化学老师，以至最后将其驱逐；共同编纂各位师生的光辉事迹和语录，并作为周刊传阅整座教室；为了一次精彩的联欢会，在冬日雪夜的食堂编写剧目脚本、制作视频、录音与排练——那场晚会不豪华却高潮迭起，至今仍有碎片偶尔被我们挂在茶余饭后的嘴边。
大部分时间里我们驻扎在教室的后方，一起玩耍和学习又彼此捉弄，战友情谊在磕磕绊绊中螺旋上升。即便班级有一套复杂的、雨露均沾的换座位规则，这些兄弟仍然愿意自称为“坐在教室后面的人”。我曾经的一位老师慨叹过只有“后面的那一群”会在毕业后偶尔回去拜访他；我们也确实以实践证明了这一点。
随后的时间里，大家各自奔忙。几年过去，一些人回到故乡，一些人继续读书，一些人在离家不远的地方定居下来，还有的在异国心无旁骛地深造，数年都无法专门抽出空闲回程。时间如同向生活里掺入的冷水，许多轻狂的情感被稀释。我们随后再也没能完整地齐聚，促膝谈天的时间被局促地压缩；而旧的话题被咀嚼过太多遍，也就甚至会产生片刻的沉默，这是学生时代所无法想象的。我们仍坚持，通过远程电话轮流敬酒，每个人的声音被收集在相同的房间里，随着烧烤或火锅一齐高声沸腾。
婚礼前的单身夜，大家全部回到家乡，坐在同一张酒桌聊天。这些话题成为新鲜的下酒料，而另外有几位也已做好订婚准备，我们便瞄准这一有关婚姻的内卷谈笑起来。气氛融洽，酒足饭饱，新人开始陷入惆怅，我们随之产生其他相关或不相关的惆怅，自然也由衷为他开心。但还有一件无法忽略的事，只是没有人愿意开口谈及：在近两三年的联络中，这组人里有一位几乎从未再露面，乃至于没打招呼便消失于社交网络和现实生活，这起初甚至令我们有些担心。即便是这次的场合私下联系到，他也最终食言没有出现在晚餐席，并且没有出现在随后的任何一个地方。
没有人知道发生了什么，但我们谈起他总是面带愠色。曾说好一起走的伙伴，甚至不给一些交代便离开，这使我们介怀不已。婚礼令人动容，而此时其对视频通话邀请的婉拒方式，与从前的几次也雷同。酒席上有关于他的提问开始被抛出，但没有谁能够给出合适的解答。直到最后完成全部流程，现场的布景开始被拆卸，我们一行人去酒店附近的花园散步。初春的午后乍暖还寒，湖水缓缓起伏，有花苞钻出越冬的枝条。有人忍不住说了一句：可是他这几年来，也就只给我打过有所求的一通电话。
于是我逐渐弄懂了事情，因为我和那位朋友的上个交集也是许久前的一次语音通话，恐怕内容也是类似的有所求。这之前我始终以为自己是唯一因此被联络的人，但事实看来并非如此；这一桌里究竟有多少人遇到相似的状况，反而并不重要。其他人或许是在明明知晓状况的前提下，仍试图将他约出来喝酒聊天，参加这个团体中首个庄严又美好的婚礼；因为那些自习课出去打球的时光，分享苍蝇馆子热腾腾食物的时光，在教室里嬉戏玩闹的时光，入夜一起回家路上谈天说地的时光，都不是假的。男孩们即便再谨慎地戒备外面的世界，也终究会在一些场合交换无条件的诚恳和信任。因此在亲密的朋友需要自己伸出援手的时候，没有人会迟疑。即便随后的发展令人始料未及，大家仍愿意相信他；对许多人而言，和那些时光积淀下的深厚羁绊相比，这不值一提。
逐渐有人开始乘火车离开，他们请了短暂的事假，必须立刻回程。我同样需要返回灯火通明的办公室，组织即将到来的评审会议。这两日令我恍惚，经过奔走和早起，疲劳感在此刻涌遍全身。但更加鲜明的是，我们更加切身地看到彼此选择了不同的路径。有些并肩着，歪歪头就能看到，随时都可以边笑边打招呼；有些回过头，只能寻到一个远去的背影。这只是不同的选择罢了。
春寒料峭的湖边，几个已经长大的男孩倚靠着栏杆，不舍地告别。那天天气晴朗，城市矗立在风里，水面的泛光熠熠生辉。
预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