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九岁的时候，觉得十九岁和二十岁有惊人的隔阂。年龄除以十得一余几，都是青葱可爱小男孩；得二余几就成为大叔，无可挽回。事实是：时间是连续的，这就令年龄的离散显得苍白。即便是二十岁的第一天，脑袋仍然能记住微积分的公式和两天前午饭吃了什么，头发仍然不会迅速油化和脱落，身体仍然有接近顶峰的柔韧和硬直。睡一觉起来永远神清气爽，课余时光斩成三段，在户外、室内与床笫娱乐；再细分下来，这三个类别中最多的分别是打羽毛球、写歌、玩儿掌机游戏。一天上四门课，写完作业还有大把时间打羽毛球、写歌、玩儿掌机游戏，乃至于还有时间听听现场，看看电影，和密友们深入交流、扬鞭策马，仿佛有无穷的潜能。如今觉得时间变快了，我想是因为无法复生的神经细胞接连不断地死去，就令我单位时间内思考和行动都变得迟钝，相对地，像是时间真的变快了。下班之后，感到自己像被榨干的电池，晚上出门吃顿饭或漫步都觉得疲劳。再看“年轻”这块大众口中的金字招牌，已经毫无声息地溺水，在视界里降落和消失。
以前读高中，学校在傍晚时分设定大课间，我们利用这个空当吃晚饭，以及准备迎接漫长的晚自习。很长一段时间里，我的每日晚饭餐标是四块钱。这不是家里的规矩，是我自己觉得已经够了，而初中时这个经验餐标更是低至 1.5 元：一块钱买四个肉包，加五毛钱另附一杯无糖小米粥。家里的鞋柜上始终放着一沓连号的一块钱，自助抽取，我每天抽四张。四块钱可以吃到美味的油焖茄子加鱼香肉丝盒饭，或一个炸猪柳配蛋黄酱与包菜丝卷饼，或一碗豪横撒满牛肉的毛细拉面；有时随着流动摊贩不同，食物的种类也产生差异。但只摄入主食难以彻底满足我，在一些值得庆祝的场合，甜品是不可或缺的环节。校门斜对面的小卖部贩卖很多种一块钱一支的雪糕，就显得两块钱一支的蒂兰圣雪散发遗世独立的光辉。有一次我没能经受住它的诱惑，于是掷出餐费百分之五十的重金进行交易。蒂兰圣雪颀长性感的巧克力脆皮和若隐若现的软糯燕麦颗粒，伴随着那天校园里灿烂的晚霞和广播站悠扬的歌曲，为年轻的我带来巨大的震撼。从此，我的神坛上刻下蒂兰圣雪这个名字。每当有令心情波动的好事或坏事发生，我便来到小卖部采购，随后在学校天台上偷偷地来上一根。我想，这就是宇宙中甜食的一座雄伟高峰。它的昂贵有其道理，我只要忠实地交出手中的纸币就是了。随后，学校食堂步入正轨，我的餐标也随之提高到七块钱。七块钱真是天文数字。再之后进入大学，即便我的金钱观被货币独立的上海市连绵不绝地冲击，当初那段日子勤俭的美德仍然传承下来。
大一和大二时，我省吃俭用，凡事都要策划开消状况，旅行也如此——远大的旅行之心和捂紧的钱包间存在巨大的矛盾，不容忽视。外出游玩时，即便住最便宜的小旅馆，吃最便宜的快餐，也无法在其他方面丝毫怠慢，否则就面临超支。因此当得知东京有商业公司筹办编程比赛、入围决赛就能报销机酒时，我立刻原地弹射，花国庆一周时间昼夜兼程把鱼摸好。这倒也不是完完全全的公费旅游，因为白天要穿制服在会议厅里听报告，只有晚间、清晨和颁奖式结束后才能自由活动。二十岁的我像有无尽的活力，一刻也不愿停下脚，背包走过东京八景，在目黑和筑地笨拙地吃鱼，到山梨悠闲地享受山间温泉，度过逍遥自在的三天。在决定去逛新宿的黄昏，我在小小的旅馆里犹豫。窗外是在夕阳的光雾里穿梭的轨道交通，列车把无数社畜载到他们需要去的地方。铁轨两侧搭满凌乱的金属架和电线，像重症监护室里的抢救用具。这天会议结束得稍早，太阳还没有下山，正是赏美景的好时候。翻出要穿的休闲衣裤，我把难受的西装和衬衫脱得一干二净，感到一阵脱力的酥麻和舒适。裸着身子坐在床上，二十岁的身体过于敏锐，不知道哪条回路接通，起伏的腹地就搭起帐篷。《猜火车》里提到许多选择：选择生活，选择一份工作，选择一项事业，选择一个家庭，选择一个大彩电；选择牙科保险，选择固定利率的抵押贷款，选择政府提供的廉价住宅。但是也可以选择什么都不选择。二十岁在大森旅馆里的我，还什么都不想选，并且看到白天极度无聊的八小时会议、面馆里毕恭毕敬讲电话无法好好吃饭的正装青年人、晚间地铁上醉酒呕吐神智不清的正装中年人，就感到恼火。不管是整天的疲惫得以松弛的舒爽，还是想把大人世界日翻的火气，都引领向同一个结果，也就是新宿时间临时修改成手冲时间。那个黄昏的细节，许多年过去以后，仍然阴差阳错地刻在脑袋里。没有意识到夕阳什么时候已经消失，但那时如果有亲密的旅伴，我势必有超水平发挥的可能。迎着五光十色缭乱的夜幕，虽然最终还是在新宿逛得尽兴，但这种充满繁荣又低俗色彩的地方，果然还是不应该选在贤者状态探索。
二十岁出头给自己订下很多目标，其中有一项是去看极光。在一众脚踏实地的待办项目里，它仰望星空得像是凑数的。可机缘巧合下却真的实现了——因为工作签证行将过期，想着只用一次太浪费，便和学弟一拍即合，到北欧旅行。年轻最不怕就是舟车劳顿，加上学弟在一旁煽风点火，就设计了高强度的白天观光夜间赶路计划，两周的行程路经十个国家，浓缩得可以发核电。学弟清心寡欲、刚直不阿，但凡二者缺一，都令我难以将全部充沛的精力献给旅行。在北极圈内零下四十度的冰湖仰头看到那些漂浮的、流动的光芒，远比罗马的街边 Gelato、威尼斯落雪的红房顶、维也纳金色大厅的管弦乐、欧铁十二个小时的延误更加令人震撼。学弟在雪地开心地跑来跑去，我拎着租来的昂贵单反相机，锲而不舍地把存储卡填满。新冠疫情管控前的学生时代，仿佛是我的一个黄金时代。缺少收入来源，但奖学金、稿酬和医疗保险报销，已经足以遮掉绝大多数账目。南京有位交心好友，便逢周末说走就走地去串门，直到把南京逛成第三故乡；和临时组建的程序员乐队排练，在黄浦江边的国际会议中心表演，紧张却尽兴；做大型演出的幕后和视觉，彩排前夕在舞台上和当初的好友裹在同一团幕布里取暖，忍耐过小腹胀痛的难捱无眠夜；躺在盘山公路的边沿看燃烧的星群，感受风的流动。那个时候，我的行动力和表达欲都旺盛，同样重要的是知道自己在做什么。就算在错误的地方浪费了情绪，缓冲后也仍然饱满、昂扬，并且意气风发。当我回想的时候，那就像是另外一个人。虽然在那之后才过了短短三年。
随着时间的推移，除了银行账户中的数字，一切都在衰减。那些数字的增加也并没有带来划时代的意义，我仍然没有能力全款购买上海市一间普通商品房的半个厕所。考虑到房价的涨幅超过工资的涨幅，这些厕所也或许是我永远都不能拥有的。但随着能力范围内的消费升级又升级，我间接地意识到一件事：蒂兰圣雪就像塑胶。两年前，我特意回到中学时那个魂牵梦萦的小卖部故地重游。咬一口，廉价的代可可脂表皮和里面的氢化植物油糕体触发的糟糕信号直冲头顶，只需要几秒钟，喉咙深处就泛起反式脂肪特有的劣质的酸味。与此同时，两块钱这个计量单位也小到可以忽略，地铁刷进站再立刻刷出站就已经要三块钱了。三块钱这个计量单位也小到可以忽略。全家的椰子灰七块钱一根，梦龙十一块钱，哈根达斯三十三块，达可芮四十八块，il laboratorio del gelato 八十块，都稀松平常。两块钱的蒂兰圣雪，只是成本低廉的定向地摊货罢了。就这层意义而言，我像在打男高时期自己的脸。原本四元钱的餐标再买不到好吃的盒饭，同样地，也远远买不到小时候的满足感。当下，哪怕手上有红彤彤的百元纸币，也换不来一份品牌酸菜鱼、毛血旺或者寿喜烧，况且它们如此普通。想要得到相同量级的满足，只能在 Da Vittorio 或 Avant 点选全长套餐，随后又免不了在还信用卡的时候把自己骂翻。浸泡在虚浮和快节奏的城市里，金钱观念从未如此匆迫地失灵，知觉也日复一日变得麻木，就像语义弱化或通货膨胀。旅行更是不同以往。早晨设好了闹钟起不来，就一觉睡到十二点，叫本地特色外卖到房间里，让骑手代替我去小吃街一游。从前我无法容忍这种现象。哪怕顶着头痛和缺氧，也要在夜晚去一望无际的雪野和小树林里散步，摘红色的浆果。
三年之内，身体和精神上发生的变化，居然像极我此前设想的十九岁与二十岁的隔阂，那种令我恐慌的无形的突变；它最终真的来了，只是错后了一些时日，用不尽相同的方式，切实而润物无声地涂改了我。除了觉得时间变快，许多事情也令人容易破防，比如发现基础代谢连同手臂上的肌肉线条一齐走弱、健身环再也无法控制体重的时候。曾经在日本旅店里瞧不起的大人世界，已经自然地成为生活的一部分，成为一根熟透的绞杀藤。即便对它射出一千支莹白色的箭矢，也仍旧要在它近身的时候放弃抵抗，学会接受它的暴戾、它的无常，它的一切。或许三十岁的时候回望二十五岁，或者更久以后再回望，也会认为如今的精力亦能称为旺盛，因为体能终剩下的一生都在走下坡路。
我并非不愿意低头接受退化的事实，但这退化恰好发生在如此特殊的时代阶段，许多可能性被不由自主地磨灭，就令人更加唏嘘。随着政策掉头，我终于感到有一些应当存在的对生活的热情，正慢慢回到身上。我开始期待春天去临港看花，期待在初夏现场演出的幕后认识更多角色，期待近年终于有可能发布音乐专辑。我开始试着把一些时段分离开来。在回顾二十岁前期的时候，好似那里有个拿着接力棒的男孩，把棒递到我手里，随后回到他的世界去——一个蒂兰圣雪仍然处于冰淇淋链顶端的世界，或者仍有无穷能量向大人生活宣战的世界。就像是，我能接受他是另一个人。在每个时段里，经历和思考都有所革新，这是必然的，而非丢失了什么。从前与现在的自己都自洽，变成大人也不一定非要惭愧，是我站在这个春天的门口才想通的道理。
二十岁不再来，二十五岁也不会再来。于是且过且珍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