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头痛难免 续篇

如果你在此前还没有读过《头痛难免》,建议先点击链接看看那一篇,以便更好地了解本文的背景和来龙去脉。


请注意,本文并不构成任何医疗诊断、治疗或专业建议。文中内容不应被视为医疗咨询的替代品。读者务必理解,本文作者远非医疗专业人士。如遇任何相关健康问题或症状,请及时咨询专业医疗机构或有资质的医疗从业人员,并遵医嘱进行诊治,切勿仅依据本文内容做出任何医疗相关的判断或决策。


三年可以发生什么?

二〇〇八年夏天,人们在城里最繁华的商场里排队购买小小的红旗。当电视里的旗帜齐声摇晃,我推开窗子,楼下街道上也飘动着相同的颜色。它们或许来自同一个江南城市的小商品市场,又或许不是。补习语文的老师说,小升初的考试从未有过如此的确定性:只要背诵十篇讴歌奥运的范例作文,再记住十篇关于 5·12 汶川地震的煽情文章,就能轻松拿下高分,与任何文笔、结构和巧思都无关。我感到冒犯。那时的我不认为选对路比手艺更重要,于是在考试中避开那些倾向性明显的话题,写了其他的内容,于是理所当然被扣去大把分数。如今看来,选对路当然更重要。不仅吃到时代红利能让人少走三百年弯路,鲜活的例子更给人以深奥的启迪——比如王境泽只靠领取“真香”的版税就可以躺平而轻松年入百万。小学最后的暑假,我常和朋友骑车去一公里外的书店。巨大的书店陈列数百个高矮错落的木色书架,其间铺满不同年龄的读者。捧着几本书找个舒适的角落,用整天时光读完,再踏着夕阳回家,就觉得知足。纸质书清淡的香气,在大厅里悠悠回旋。三年后的二〇一一年,电商平台疯狂崛起,支付宝印刷出史诗般的第一枚手机支付二维码,蓄势待发的 4G 技术即将掀起全新网络时代的浪潮。Kindle、iPhone 4s 和 iPad 2 被摆在商场醒目的位置,书店也辟出整片区域售卖学习机和点读机。曾经延绵的书架被大量砍伐,广阔的大厅被眼镜店、运营商办事处割据,显得可怜兮兮。有多么无法想象诺基亚、柯达、雷曼兄弟急剧地走向灭亡,就多么无法想象满是童年符号的书店在一夜之间就凋敝。站在那个陌生的门口,我仿佛看到整间书店最终被电子屏幕填满,张开液晶大口等待狩猎捕食的情形。

三年还可以发生什么?

二〇一九年冬天,我做了一个奇异的梦。梦里我坐在空无一人的高铁,窗外是布满黑色疮痍的城市,游荡着无数黑影。列车停靠时,站牌已被黑色黏液包裹得模糊不清,潮水般的影子涌向车窗和车门。我心中默念:不要开门!不要开门!然后车门自动打开了。他们走进车厢,静静地坐下,列车继续前行。但恐惧并没有消散——你永远不知道他们会在何时、何地扑来,露出沾满毒素的尖牙。随后我浑浑噩噩地醒来,感到莫名其妙,但那却变成为数不多清晰可辨的梦,醒来半小时后还能清楚记得。不久后,电视里开始播报零星的新闻。彼时彼刻还无人在意,谁也没想到它将成为席卷全球的传染病危机。受那个梦的启示,我在春运前布置好远程操作电脑的设备,又买了一套溢价的 Switch 和健身环。随后不久,疫病真的蔓延开来,公司通知无限期居家办公,健身环也派上了用场。那时的社交网络上,人们悲观地预测这是人类的重要拐点,相应的管控或将持续数十年甚至永久,社会进步被牢固地锁死,一眼望不到尽头。三年后的二〇二二年,事态极速变化。国家解除标志性的甲类传染病防控措施,许多短暂获得权力的人们破了大防,重新落入尘寰。紧接着,新冠疫情被宣布不再构成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消费最旺盛的群体重新飞向世界各地,奢侈品牌的国内销售额像坐过山车,大批昂贵的割草餐厅摧枯拉朽般倒闭。但作为余波的一部分,时至今日,普通人的消费力也未能真正被提振。

然而三年并非总是如此锋利。

对我的头痛而言,三年不过是一个切片。三年前具体的疼痛进程,三年后仍然会原子地、可见地、有序地发生,就好似时间根本没有流动。人们提出,时间这个概念实际是伪命题,它仅仅像是帮助人类生活得更轻松、更有秩序的一则语法糖。事实上,没有所谓时间的流逝,只有状态的变更。这样看来,头痛更像某种高维存在,如同康波周期中看不见的手主宰市场,如同 SQL 触发器操纵海量粼粼发光的表格数据。在宇宙这个低维投影里,它只是一道表现出趋势的波形,在波峰时分施我以疼痛。哪怕人间变了又变,头痛仍按既定步伐忠实执行。我的身体将在巨大的时间尺度下散落成无穷原子再凝聚成一只猫,即便如此,它也仍然并行无阻,永不终结。

二〇二三年于我是厄运缠身的一年。但在一切终于显露转机的年末,偏头痛却不期而至。冷空气、深秋的花粉,日落时间、睡眠姿势、屏幕使用时长,压力引发的激素波动、压力消退引发的激素波动、因为想到激素波动而产生的新一轮压力——甚至南美洲某只蝴蝶扇动翅膀,都可能成为扳机。究竟是哪一个,已经不再重要。第一天还心存侥幸请假补觉,第二天早上五点生生痛醒,就无法再期待转机。这次的头痛来势汹汹,整天不得喘息。此前尝试过的偏方轮番上阵,除了徒增疲惫,毫无建树。即便入夜,长达十几个小时的经典痛苦稍微减轻,也仍有阵阵电波在头骨中蛰伏,不时疯狂放电,引发深邃的痉挛。两年前最后一次的内科检查,结果仍是没有结果。绝境之中,几乎唯一还未尝试的选择是止痛药。全身性的止痛药口碑相当不好,据说稍微滥用就可能损伤肝肾,或形成依赖。坏就坏在,偏头痛并不是每个月两三天的小打小闹,而是动辄持续数十天之久。如果要连续口服几个月止痛药,会造成怎样的后果也未可知,我暂时不想成为这样的人体实验志愿者。但当疼痛突破某个阈值,一切顾虑也就黯然失色,至少要有个开始。

由日本白兔制药公司生产的 EVE 止痛药是享誉全球的明星产品,这不仅得益于其看上去眼花缭乱的布洛芬配方,更得益于日本政府和企业不遗余力的高明海外推广手腕。它或许对缓解小红书营销姐妹们一部分抽象的、青春文学式的疼痛有神奇功效,但我却轻易地免疫。第一天吃,勉强遏制了激烈的主升浪;第二天吃,三小时后痛意卷土重来;第三天吃,就已经彻底失效。第三天恰逢部门举办客户开放日,产品经理在台上笑意盈盈地介绍新版本功能,我坐在开发组和客户错落布局的台下,疯狂地扭动和敲打头骨,想必也间接影响了本年度的销售业绩。这是连续七年的客户开放日里,我首次无心去茶歇区同客户一道取用水果和纸杯蛋糕。铺天盖地的宣传文案声称这款止痛片威力无比持久,结果这么快就完事,令我只感到轻蔑和失望。就像那些包装精美但难以下咽的日本机场零食,中看不中用,不过是绣花枕头。更遑论 EVE 还含有全球禁用的成分,有很大的健康风险,这里先按下不表。

眼见头痛如此大刀阔斧地攻城略地,想到这一轮折磨至少还要持续数周、上不封顶,就令人头痛。亲爱的读者不妨尝试解答这样的残局:面对发作时几乎丧失行动力的剧烈头痛,神经内科、心血管内科、骨科、眼科、五官科都查不出问题,搜索引擎前十页的偏方都失去效用,近十年的相关医学文献建议的饮食疗法都无济于事,各种按摩和冷热敷都无法持续缓解,病理不明,止痛药也告无效——下一步该何去何从?这情形仿佛一场剧本糟糕的跑团游戏,不论不提出什么主意,DM 都会回答:“什么都没有发生!”直到游戏时间耗尽(虽然这样说不太吉利)。当下我能想到的办法只有两个:一、把头砍掉。二、吃中药调理一下。办法二执行起来容易些,我对中医药的心理接受度也比较高。但问题在于,可能要数个月才能见效。那样一来,就和几个月之后头痛周期自然结束没有任何区别。待到下次再痛,就可以说是这段时间里身体又变得湿热/寒邪/阳虚/阴虚了,需要再花几个月自然/调理恢复。这样的日子没有盼头,不如先不试。而办法一的试错成本是有点高的,更加不是权宜之计。在一片混沌中,一个答案藏在不远处。它或许不是真正的答案,但指向了一条新的道路:心脏检查。

这个关键词并不是凭空跳进我的脑海。从这一刻起,到我真正接受心脏检查,还有一个半月的时间。当时我实在别无选择,只好再次挂号神经内科。不同的时间、不同的医生,或许会带来不同的结果。也可能不会。只因为病假和门诊报销还有余额,我才有这样的底气。走进诊室,迎面而来的是一位德高望重的老医生。他简单问了几个问题,我便预感他对头痛有着不同见解。这些问题令人摸不着头脑:“你会经常看到那种彩虹色的光吗?”仿佛在 Sweet Baby 面试现场会遇到的提问。类似的问题还有:“清晨会看到闪烁的白色吗?”让人想到网飞剧集里标准的美国家庭吃早饭前全家一起祈祷:因父及子及圣神之名,阿门! 随后耶和华的幻影就带着闪烁的白色从天而降,说:“吃好喝好。”再消失在闪烁的白色中,去访问下一个相亲相爱的一家人。我的信仰向来是甜品、海鲜和肉类,与这些异象无缘,便一律回答没有。这位医生对我的视觉问题的顾虑,好像远超过脑袋,不知是何考量。这次没有安排核磁共振检查,医生大手一挥,开两样药,我便乖乖离开。

来到药房,我快速浏览处方。一个是昂贵的中药口服液,另一个是闻所未闻的神秘药片,便宜大碗,是这位医生此番智慧的精华。检索后发现,此药主要对症是亨廷顿氏舞蹈症,一种听起来很可怕的遗传疾病:青中年期发病后,患者开始不受控地舞蹈,随病情加重逐渐丧失言语、行动、思考和吞咽能力,最终在十年内死亡。我并没有相关的家族史,与这种基因缺陷应当八竿子打不着,网络上也找不到相似的治疗方案分享,属实是不太理解。带药回家,我犹豫了一天,但头痛从不多给机会。在又一次经历痛到全身发烧、泪流不止的一天后,也就别无他法,只能硬上了。清晨,端起一杯温水,深吸一口气,吞下药片,又灌下口服液。九点钟,还没有头痛;十点钟,还没有头痛。早会结束没有头痛,工作流会议结束依然没有头痛,下班还没有头痛。这样清醒的一天如梦似幻,以往全凭运气求得的宁静,竟有了引入确定性的可能。但止痛药的糟糕经验在前,万万不能提前庆祝。

这个组合吃了一周,竟然整整一周都没有再头痛,简直不可思议。曾那样万分折磨、阴魂不散的偏头痛,就这样轻而易举地放弃了我,匆匆离去,不由令人赞叹那位医生的判断力。直到下笔的如今,激烈的头痛也没有再找上门。我或许可以真的相信,我找到了一个可称之为可行的方法来对抗这位宿敌,而不必在每个头痛周期里完整体验全部劫难。这就像在无尽的乱纪元里,终于学会了脱水;即便不曾理解它的运作规律,至少找到了一种防御型的对抗方式。那时正值二〇二三年晚得反常的秋老虎,天高气爽,云彩挂在玻璃幕墙上,树林的间隙中露出远处城市的天际线。最后一批金黄的落叶铺满公路,大步踏过时,便发出切开香草拿破仑般的清脆声响。

当你以为一件事已经完全结束时,它往往离结束还很遥远。在伊苏 8 的故事里,打败盘踞在奥连岛、令主角一行人险些丧命的海底霸主,也仅是主线剧情的一半。庞大又复杂的古代史诗,在那时尚未显露任何端倪。我当然还没有意识到这一点。而这个时刻,离我接受心脏检查还有三周时间。

公司的门诊报销需要提供发票和病历复印件。因为记性不好,我拖延又拖延,直到翻找出病历,才发现上面打印了几条我没有印象的医嘱。在病情简介、观察描述和开药的部分下面,那位医生特意加了些备注,大意是让我定期随访,必要时去挂个心内科。这最后一句轻描淡写的话引起了我的注意。我不知道偏头痛和心内科究竟有什么关系。我能想象颈椎增生压迫神经导致头痛,所以挂了骨科;我查到耳前庭或眼压的问题可能通过一些方式引发头痛,因此去了眼科和耳鼻喉科。但我无法将心脏与头痛联系起来,就像不会去挂皮肤科来治疗头痛一样。何况每年体检我都会做心脏相关的加项,不论是这些加项还是心电图、心脏超声,从没查出异常;此前在心血管内科,医生也只建议进行颈动脉检查,同样一切正常。如果是几年之前,我会不以为然。但出于对那位医生深深的敬意,我认真搜索了一番,才发现这条隐秘的、难以察觉的通路,居然已被比想象中更多的人证实。

拼凑众多信息后,一种可能性渐渐浮现。我整理了获得的信息:最常引起偏头痛的心脏问题,被称为卵圆孔未闭。卵圆孔是左右心房隔膜上的一个孔洞。胎儿时期,它是一条重要的通道,可以迅速将母体脐静脉的营养从右心传输到左心,确保即时的营养供应。出生后,卵圆孔理应随着发育自然闭合、彻底堵死,但也有可能它特立独行,迟迟不闭上。随着年龄增长,右心系统的微小血栓和其他物质便有机会逆流进入左心,导致细小血栓直接进入脑血管,引发局部栓塞,日积月累就会导致头痛。这是一种相当常见的先天问题,在人群中的概率大概是四分之一,每四人中就会有一个卵圆孔未闭。但卵圆孔未闭并不一定会引发偏头痛,偏头痛也远非只由卵圆孔未闭导致。只有那些孔径较大又有明显症状的患者,才会怀疑这是一个诱因——也仅仅是怀疑。

接待我的心内科医生是个轻佻的年轻小伙子,我感受到他迫切地想要下班或者摸鱼,只差把“我想下班”印在 T 恤上,才能盖住他微弱却急躁的抖动。在医院大厅排了 3 小时队后,我走进诊室,他立刻表示本院区做不了卵圆孔相关检查,需移步至城市荒郊野外的一座崭新修建的该医院冠名的以老年医学为主的技术研究中心兼分院。话音未落便用 3 秒钟把我赶出门外。他口中的“相关检查”名为发泡实验,是检测心脏右向左分流的通用标准方式。为省事起见,我们姑且称那座分院为老年医学中心,或简称中心。它的官方小程序设计优雅,处处挂着这所冠名的顶级三甲医院的大 logo,可里面许多专家医生却查无此人,令人疑窦丛生。并且,中心的挂号优雅且尊贵,只能约一周后,在形式上倒是向资本主义国家公立医院强行看齐了。不过,本院区那位心内科医生撕了半张纸留下一个后现代风格的签名,声称只要使用它,就能在老年医学中心的洋气诊室里插队,随到随诊,无需漫长的预约。带着这个神秘的纸条和一些疑惑,我离开了这个比赶集场还嘈杂的一楼大厅,决定两天后去中心一探究竟。

在地图上查询前往中心的路线,发现打车要一个多小时,一百多块钱,地理位置这块确实是非常中心了。如果选择公交,线路曲折蛇行,一个下午就轻松地消逝。用来回一趟的时间,足以从上海浦东机场飞抵冲绳那霸机场,再坐巴士前往虹夕诺雅,还绰绰有余。除非开通了 Super 会员病假无限,不然作为普通职员的我怎么也经不起如此奢侈的时光消耗。不知出租车在高速上行驶了多久,我睡了又醒,醒了又睡,直到传说中的老年医学中心终于映入眼帘。我的身体被晃得像是反复揉捏过的塑料包装蒟蒻,我想这建筑物名字的由来可能是当你到达时已经是老年。门口两个问诊员挂着 LoveLive! 般灿烂的笑容,引我进入明亮干净的中心内部。环顾四周,人少得可怜,可能大多数病人在来这里的漫漫路上就已经痊愈然后回去了。我掏出神秘的纸条向她们搭话询问,她们挂着灿烂的笑容说:“今天没有做发泡实验的医生在哦。”我问:“一个都没有吗?”她们说:“一个都没有呢,你还是挂个下周的号比较好哦!”在三十七度的嘴里听到这样零下二百多度的话语,我的心像石头。我人生中宝贵的一个下午就这样消失,它本可以为部门业绩作些贡献,或者为 Vocaloid 领域作些贡献的。

一周很快过去,我再次坐上去往中心的出租车。这次我做了更多的准备,找了好友作伴,也认真练习了发泡实验需要的 Valsalva 动作。这回确实有医生在——一条走廊六个房间,仅一间亮着灯;我所在时段前后的六个档期,只有我一个病人。预约制的意义大概如此,同样也可能是上周无人坐诊的原因。走进明亮的房间,医生们正相谈甚欢,看来心情不错。见到我来了,家常的话题缓缓着陆,她们示意我躺上病床。对方简单地自我介绍,简单地介绍了部门负责的内容和技术偏好,然后对我说:“说说你自己的情况吧。”于是我简单地自我介绍。正当我准备介绍项目经验和解答算法题时,一根巨大的针头已经刺入静脉,我便动弹不得了。

整个发泡实验其实并不复杂,前前后后不过十分钟。打印结果显示不少气泡,是典型的卵圆孔未闭指标。结果很明确,可我还没有明确想好该如何处理。于是我顺便在中心挂了心内科的号,想听听这里的医生怎么说。毕竟中心还是有一个强大的冠名的,我想坐在这些办公室里的人们也不至于太没谱。推开心内科诊室的门,快手土味音乐如开闸洪水般倾泻而出,我被逼得趔趄两步,顿感不妙,但为时已晚。一个老男人紧紧嵌在工学椅子里,瞥到我手里的发泡实验单子立刻两眼放光,随即转换成若无其事的样子,吮吸手里的星巴克。他看过材料之后皱起眉头:“这挺严重的啊,赶紧安排手术!”摆弄了一下手机,然后脸部变成苦瓜:“但是最近这个床位实在是太紧俏了,我只能说尽量给你安排早一点的时间,也得至少两个星期之后。两个星期之后,对的。如果你想快一点呢,也可以,就需要加一点钱。”他在说大多数话的时候,土味歌曲都会高高低低地盖过他滑润的声音,唯独谈加钱时音量刚好合适。我说:“哈哈,没事,我一点都不着急,什么时候都行。”他的脸色顿时阴郁,嘴巴从老年医学中心撇到人民广场,手上微信打字的速度加快一倍。他整了整衣领,把手机外放的声音降低了十个百分点,坐姿也端正了些,我猜他的心情可能没那么好了。果然,这位男士开始整活,把我此前其他整理好还没报销的单页病历和检查报告全部抖出来丢掉,说:”这些都没用了。“然后开始讲一些屁话:“这岁数了还没结婚哪?性取向不正常?“”这有什么不能跟家里人说的,没家人联系?“”我还是奉劝你尽快做了,这个不能拖的,它有可能很快就梗住,啊,你知道吗?“伴随着悠扬的土味音乐,中年老登的恶臭袅袅飘来。我仍然坚持没事不着急,最后他说:”两个星期左右,有床位空出来会有人联系你。“随即把音量开到最大,陶醉地哼唱起来。当诊室门隔绝了这坨巨大的影子的时候,我长舒一口气。

第二天,在前滩散步时接到电话:”我是医院本部,我们有床位空出来了。“我说:”这也太快了,我再考虑考虑。“对面说:”别考虑了,我们这个床位非常非常紧的,今天是我们正好有这个能帮你安排一下,今天不办手续的话之后就不知道要到什么时候了!“我说:”哈哈,没事,我一点都不着急,什么时候都行。“对面说:“真的不要吗?真的不要吗?”我说:“真的。”对面说:”好吧,那我们就先加个微信吧。“

事已至此,迟钝如我也会觉得哪里怪怪的。卵圆孔闭合手术并不是像过家家一样的手术。要先将导管插进大腿动脉,再经由导管将一枚封堵器送进心脏,将卵圆孔堵死。虽然手术时间短、成功率高,对医生而言自然是好指标,但对接受手术的人来说,这枚人造的、表皮粗糙的不锈钢或镍钛合金封堵器将永远留在心脏里,直到生命终结。所有人都在渲染手术多么简单,却没人多说一句其他;事实上,也没有那么多跟踪一生的植入封堵器的病人数据和论文来支撑它的绝对安全,更无法保证它不会与未来几十年的新技术相互干扰。更要命的是,一旦脱落、过敏、位置不对、内皮化异常、手术后头痛更加严重(每个都有真实的例子),就别无他法,要么忍耐,要么开胸把器材取出。

但相对地,这个手术对我而言,真的没有这么紧迫。我的头痛已经找到临时的药物方案,头部核磁共振也显示正常,表示暂时没有严重脑梗和卒中的危险。我耐心阐述既往病史,可这几个医生却快马加鞭,争先恐后要把我架上手术台,像要赶紧把一只火鸡送进烤箱,煞费了苦心,仿佛比我更加着急得多得多。那时我对手术这件事其实也没想得太清楚,只是觉得中心那位和打电话这位的配合,在处事方式上就令我不想靠近,沾不了一点。即便要做手术,也不要成为那个老登的业绩,真是给他脸了。于是回复:“真不好意思我今天早上起来就感冒了,下周再联系你吧。”他送来一座宽敞的台阶:“感冒那确实做不了了啊,等你好了我们再聊!”我说:“善。”随即把他删了。

和朋友讨论后,我决定去医院本部重新挂个心内科号,征询正统医生的意见。这是因为,我渐渐不再觉得中心是一个平行分部般的存在了,它或许只是个不那么中心的中心、一个披着金羊皮的神秘机构,那里坐诊的医生的职业素养与实际能力都值得打问号。而本部则不然,它始终是顶级的,根本无需证明什么。这些日子里,我成了医院的常客。于是附近一圈的甜品店,我如数家珍。次日,来到心内科插卡签到,还在想着晚上要去哪里探店,本部的心内科医生看到我的检查结果,一拍桌子:“还等什么呢,赶紧住院啊!”我还没来得及说话,医生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已经大手一挥,把三天后的住院单开好了。我从没预料到对方会有这样激烈的反应,他急得要命,我一下子被搞得心情七上八下,想着反正可以报销,慌慌忙忙就把费用付了。拿着单子,我陷进自我怀疑,难道真的有我没发现的盲点,让这两个医生都为我如此焦灼?难道是我误解了之前那位——他们或多或少有经验,见识过无数类似的病人后,还是选择以这样急迫的方式劝说我,我是否真的应当接受?抵抗两个专业人士完全一致的意见,比抵抗一个要困难得多。直觉仍在提醒我警惕,但这些医生的态度和对终结头痛问题的向往,又令我难以彻底冷静地思考。那时,我是真的有点被吓到了。即便朋友始终劝阻,我仍无法抑制地变得固执和急躁,甚至有些应激。要不就做了吧,我想。彻底解决偏头痛、可能预防未来脑梗、还能获得一个漫长假期 VS 保持身体原始状态、可能减少后续无尽的隐忧、还能省不少钱,这二者势均力敌,太难权衡。但在这两堆稻草微妙的平衡里,虚无的最后一根其实很可笑:已经和不少同事朋友言之凿凿地说了“要做手术”,如果最后退缩,就太丢人了。

中间的几天没有留下记忆,清淡饮食,交接工作,网购术后需要的一次性用品。想法迅速发生了一百八十度转变,这时的我偏激得让朋友有点失望,也让事后的自己失望。理论上,手术后需要在医院平躺二十四小时,不能翻身不能动,膀胱和肠道将接受大考。办公室有个做过心脏手术的男孩,表示这个过程非常之折磨,最终身体仿佛成了一块滚烫僵直的钢板,后背和屁股都离线,需要操作神经系统重新把它们连上。我问:“能玩手机吗?”他说:“虽然能,但其实也没心情玩,因为太难受了。”得有多难受才会连手机都不想玩,想想确实惊悚。

住院日当天,换好宽松的衣服,我真空出门。只是一想到要去见的是医生,就感到莫名的失落。做了几分钟心理准备后,走进住院部,把单子交给前台。对面看了看,表情古怪地说:“怎么能是今天呢?我们满了啊,今天没有床位。你去隔壁楼,问问那边的前台。”我拐来拐去走到隔壁楼的护士站,递上单子。对面看了看,表情古怪地说:“你是谁?我们满了啊,今天没有床位。你不是应该在隔壁楼办手续吗?”感觉就像马里奥执着地找到关底却被告知“对不起,公主在另一座城堡”,虽然心情并不相同。我只好解释又解释,把事情的来龙去脉捋了一遍,直到我拿出病历,她们看到医生的署名,才露出微妙的表情,说要查询一下。随后不知怎的,紧到叠罗汉的床位突然就空出一个,即便当天已经没了,但次日就可以来办入院。因为有空腹要求,我的肚子已经咕咕叫了一上午,于是离开医院,迅速吞服两个汉堡,以补充能量。第二天再来,前台说:“满了,今天没床位。”我说:“昨天就没床位,说今天有床位,怎么今天又没床位呢?”她说:“没床位。”我说:“好吧。”她解释说医院遵循先到先得,虽然我约的时间是上午十点,但如果这时已经有人先来,比方说四点钟先来了,那么可用的床位就会消失。我提出抗议,她表示理解。我提出强烈抗议,她表示强烈理解。最后她建议我提前一小时来等,说先来先得也并不是无条件跨时段的,早点来就妥了。我点点头。因为有空腹要求,我的肚子已经咕咕叫了一上午,于是离开医院,迅速吞服三个包子,以补充能量。第三天清晨,住院手续终于办好。戴上浅蓝色的手环,身份也随之转换。可时间一直流逝,住院医生们忙得不可开交,直到我的耐心终于耗尽。带着积攒已久的怒气,我自顾自办理出院,退款、摘掉手环,走出医院大门。况且,即便真的住下,我可能也不会签字。那天早上,朋友仍陪着我,他没被我气跑令我深感欣慰,事后我立刻预订了莱美露滋两人位以表谢意。

三天里,发生的事情其实比单纯办理住院手续多得多。在通常的小说里,这种情节应当接近故事的高潮,可惜我却一句也无法多说,只能留下这些抓马的、跳跃的、看似人物内心变化非常不合理的闪回。但它们都是完全真实的。为什么我在最后一天这样冲动,是什么又一次动摇了我的意志?我们将永远跳过这个高潮,就像晋江文学网常见的某个重要篇章被永远封锁那样,留下无限的脑补空间。在我查阅大量论文、询问许多熟悉的不熟悉的乃至完全陌生的医生朋友、翻烂了相关社交网络贴子仍然迟疑不决时,最终是直觉告诉我:快逃。这直觉正确的概率有多少?我不知道,至少它在考试面对不会的题目时毫无优势。但它像极了此前那些奇异的预感,比如指标背离到亲妈都认不出、地铁里大妈都在讨论虚拟货币、每天都是岁月静好的大阳线、机构疯狂劝说买入疯狂集资的时候的直觉。

狂热到难以自拔的时候,或者慌张到难以自拔的时候,人会下意识地相信很多东西。你会相信国家队和有责任担当的大型民族企业总会出手拉盘,你会相信突然冒出来的远到拐几个弯的亲戚倾情推荐的首都某个昂贵私人医院是唯一出路,你会相信三资企业优化员工都是由高层执行一段神秘算法来获得无人能干涉的最终名单。可一旦情绪没有充足的推进剂,被时间稀释,两堆稻草就重新开始计数。我当然愿意相信这个手术简单到不可置信、有效到神乎其神,但此时再次回到最初的原点思考,抛开一切外界声音,它在当下真的非做不可而不过分吗?尤其是,在当你发现卵圆孔未闭相关话题在二〇二二年前寥寥无几但随后两年以井喷之势席卷整个中文互联网,而它会导致未来脑梗和卒中的说法,居然找不到任何有影响力的原始论文支撑,甚至找不到一个权威的相关性数据的时候。

我也可以设身处地思考:面对这样一个病人时,如果诊疗指南明明白白写着卵圆孔闭合术是解决偏头痛唯一的解法,那么它就是唯一的解法,这并没有什么其他目的,就是为了解决问题;如果指南写着化疗和放疗是唯一的解法,那么它就是某个维度下唯一的解法,哪怕大量论文已经表示这会为特定性状带来无法挽回的糟糕预后,同时基因检测结果结合组化显得无比诡异。照章办事当然是没错的思维,尤其是放在某些具体的体系里,就更加正确到无可辩驳。这个过程中唯一被遗漏的是,每个人都是不同的、活生生的人,而不是某种完全相同的、非常典型的、不会说话的、不必辩证的病症的人形投影。不仅每个人的病理表现都有微妙的不同,每个人的状态、生活、需求也不同,关于可能影响一生的手术的决策,并不是通过十秒钟对话加五秒钟观看报告就能草草定夺的,这也太可怕了。

可惜有些起初不会这样的人,也逐渐在日子里被风蚀。在已知的有切身体会的世界里,作为待检的一方站在菜市场般漫长无序的队伍、海量的病人里,已经感到躁郁。同时,相似的病人太多,另一方面撒泼打滚不讲理的病人也太多,只能搭建快速流水线,还要提防刀子。在平常,看一些小问题时,我只能保证自己对绝大多数医生尊重,其实也能得到很多医生对等的尊重。但在另外一些可以归类的场合,突破了特定的阈值之后,这种相互尊重却失灵了。我作为隔山的外人,其实没有任何真正的了解,只能看到越来越多由医患关系引发的暴力事件的新闻,加上亲身体会,也开始对某些医生颇有微词。这些危险的对立和割裂,滑向未知的恐怖。可是,为什么事情会变成这样呢。

三十年可以发生什么?

二十世纪末,上海地铁 1 号线首段建成通车。那时的站台上,人们穿着郑重的中山装、墨绿色的棉大衣,小心翼翼地握着崭新的车票,雀跃又恐惧地走进那些钢铁空腔里。二〇二四年十一月,上海地铁已开通运营 20 条线路、510 座车站,运营里程 837 公里,成为全世界线路总长第一名的城市轨交系统。南京路上的夜市不见踪影,黄浦江边的万国建筑群在华丽的灯光中愈发庄重。陆家嘴从一片农田成长为亚洲金融中心,林立的摩天大楼如钢铁森林刺破云端。徐家汇教堂的钟声穿越一百个年头,见证城市的沧桑巨变。曾经的棚户区旧貌换新颜,衣着光鲜的年轻人在咖啡馆里谈论创业和未来。从深夜营业的便利店到 24 小时书店,从街角的生煎铺到米其林餐厅,这座永不入眠的城市以惊人的速度完成了现代化的蜕变,成为一座真正的世界级都市。而在这座城市某个不起眼的角落,某个挂号大厅里,某张诊疗床前,一个平凡的个体也正在经历他的三十年。

三十年还可以发生什么?

二十世纪末,美国开始推行带着鲜明资本主义色彩的医保 DRG 付费方式。二〇二五年底,具有特色的 DRG 改革将基本实现全覆盖于遥远东亚的这片热土。医保局的文章这样写道:“……改革的基本原理是,根据住院患者的疾病诊断、合并症、并发症、治疗方式等因素,将临床特征和医疗资源消耗情况相似的患者分为同一组。对同组患者,确定相似的费用标准,由医保部门‘打包’支付给医疗机构。从源头改变对医疗机构和医务人员的激励机制,从‘多开项目获得收益’,转变为‘控制成本也能获得收入’。”细细品味,明显的市场化特征被引入,存在可能性的过度医疗状况当然会被遏制,这是好事。但揭开理想化的表皮,“打包”究竟到什么程度,超出“打包”的部分又该由谁垫付呢?语焉不详的那一部分,就仿佛消失了。这样一来,风险就多多少少转移给医生,收治年轻的、治疗策略较成熟的、治疗成本低从而能够“控制成本”“获得收入”的、利润更高的我,当然是 DRG 结界内更好的选择。即便我实在不知道对于上海拔尖的这所公立医院和其中一部分决策者而言,这是否同时是更容易腾出关键的心内科床位的选择。阴差阳错地,我又成了某种意义上不知情的“受益者”,只是这不仅毫无必要,还令人恐慌。

那么此时,DRG 和集采是否有先后之分,已经不是重要的问题。这些热血的试行方案下游,底层医师就极可能成为在策略边界和患者间被疯狂挤压的对象。DRG 更加激励医院收治病情稳定、费用可控的简单病例,一线医生不得不权衡每一个收治决定,即便指标偶尔会背离本心。而集采制度虽然有理想的初衷,实践中却遭到意想不到的扭曲,最终不乏有使坏药厂劣币驱逐良币。加之普通患者多数情况下没有选择权,最终赢麻了的,或许只有仍有权利用到全套原研药、进口麻醉剂和造影剂的老干部们。当然可以说这些改革是阵痛,它们有其道理,也许是未来强力复兴的一环,就像医保局文章里所写的那样:“从各地实践看,改革已经取得了几方面效果:一是患者医疗费用负担减轻,就医便利性提高。二是医疗机构运营向精细化转变。三是医保基金使用效能提升。”换掉厨房里发光发热多年的灯泡,也是阵痛;定期修剪楼下自然生长的草丛和冬青,也是阵痛。某段随机的枝叶捱下这一刀,草汁喷溅飞扬,除草机旋转的刀片上露出苍翠欲滴的彩虹,闪烁着生命扭曲的光泽。

但三十年也许就是某个普通人的一生。

终于回到家里,仿佛看到头顶的主线任务列表里,这个任务终于被打上差强人意的黄勾,暂时不再有紧急后续。除非未来出现了可降解的封堵材料,或者我遇到其他适应症——比如突发的不明脑梗,那时至少可以告诉医生有过这样的检查报告,能省下些时间。实际上,一顿操作猛如虎,最后确是兜兜转转,查了很多资料,了解了很多内容,但真正的事情一件也没做成。也许唯一能做的,就是把低密度载脂蛋白和甘油三酯居高不下的血检报告白纸红字打印出来,贴在桌前,提醒自己又该跑跑健身环了,顺便预防血栓。

二〇三〇年,是否有人能研制出修补卵圆孔、清除血栓的纳米机器人呢?二〇四〇年,超人工智能是否会引领人类走向永生呢?2〇45年,仿生椎名林檎的头颅是否会从银白色的机器人躯体上滚落,在种族灭绝的废墟前唱响最后一曲呢?让我们边走边瞧吧。